390个死囚犯信守承诺自觉前来受刑，真的假的？_李世民_君子_太宗

公元632年，也就是贞观六年，李世民到监狱视察，体察民情，无意间听到狱中犯人的谈话，说大限将至，马上就要过年了也不能与家人团聚一下，言之戚戚，十分可怜。李世民听了慈悲之心大发，就下令让他们回家，临死前与家人过一个团圆年，并约定在明年秋天回来问斩。此事当然遭到了很多朝中大臣的反对，都觉得这是非常不明智的，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囚犯，让他们回家岂不是放虎归山，怎么可能放着逃跑的机会不做而乖乖地回来受死呢？如果他们逃跑了，再想抓到可就难了。但李世民却一副全然不在意的样子。第二年，约定的日子到了，奇迹发生了，那些被放走的囚犯居然一个不少的都回来了，没有一个人选择逃跑，自觉前来接受砍头。当太宗看到这390个囚犯都准时回来的时候，龙颜大悦，一高兴就把这些囚犯全给赦免了。

此事被很多人加以引用，认为古人信守承诺，对李世民的“仁政”行为大加赞赏。

这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真的吗？背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猫腻？

此事本身应该是真实可信的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有记述：“仍敕天下死囚，皆纵遣，使至期来诣京师。贞观七年，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，无人督帅，皆如期自诣朝堂，无一人亡匿者；上皆赦之。”《新唐书?刑法志》也有相关记载：“(贞观)六年，亲录囚徒，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，纵之还家，期以明年秋即刑。”白居易在诗中也说：“怨女三千出后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”。

但据此就认为囚犯诚实守信、李世民仁慈爱民，并赞赏有加，甚至希望加以引用借鉴，恐怕就大错特错了。

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。这些死囚犯中，有杀人放火者，有谋财害命者，无不穷凶极恶，面对牢狱和砍头，跑都来不及呢，真会如此诚实守信？对此，有人提出了质疑，说李世民能够自信放他们走，一定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安排，比如给予一定的承诺，如依约回来，可以赦免死罪，留条性命。当然只有这一点还不够，还会安排监控。那时候虽没有现在的手机定位、行程码查询等手段，但安排当地街道办衙役、居委会大妈等进行监控还是不难做到的，甚至还会安排特工暗中跟踪，区区300多个人，大唐帝国这点控制力量还是有的。如果不回家半路开溜或者到时候不回来，搞不好被就地处决，甚至连累家人。想想李世民杀兄弑父的事都能做得出来，一怒之下，株你个九族也不是没可能。所以，死囚犯们之所以没跑，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不想跑，是跑不了，笼中的鸟，瓮中的鳖，只能乖乖地回去。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做保障，仅凭一口承诺就乐呵呵地放你回家，想必唐太宗不会这么幼稚。

欧阳修在《纵囚论》曾有于非常精彩的论述。他认为，李世民放死刑犯回家其实是精心策划的作秀。诚信和道义只适用于君子，在有较大利害关系上，舍利取义、视死如归，君子都很难做到，犯罪份子这些小人更不可能做到。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，违反法度，逆于人性，只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，不值得效法。一般皇帝登基之初都喜欢大赦天下，李世民这样做也不难理解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上位的，他一定不希望大家记住的只是他杀兄弑父的凶残形象，要提高自己的道德站位，巩固自身统治，在朝臣和百姓面前树立一个仁君贤君的好形象，这一举措可算是聪明至极。

所以，囚犯虽然信守了承诺，但这种守信行为是由强有力的外在制约做保障的，我们不应简单对其称道，唐太宗的行为也是值得推敲的，毕竟对恶人的宽纵就是对好人的惩罚，即使是死囚犯们能依约回归，唐太宗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无条件释放违法犯罪者，对于受害者是否公平呢？

联系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，目前在法律上，欠债不还案件被划归民事管理，对于拒不履行法律判决的老赖，其制裁手段，主要是限制乘坐飞机、高铁、打高尔夫球、去夜总会等，有些地方法院还推出了定制电话彩铃、街头曝光等措施，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些制裁对于绝大多数老赖来说，影响有限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，道德谴责多于实质惩罚。当然，我们理解立法者的初衷，试图通过道德感化让违法者良心发现，从而自觉履行法律义务，兑现承诺。初衷是好的，但能否达到效果呢？自觉的行动必须有外在强制力做保障，目前来看，促使老赖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外在制约力显然是不够的。

截止到2022年4月27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的数量已经达到7324503个，民间借贷案件居高不下，执行难问题的解决依然任重道远。重读《纵囚论》，欧阳修的智慧能否给我们更多启示呢？

现将《纵囚论》及译文附后，有兴趣者可一读。

纵囚论

【宋】欧阳修

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方唐太宗之六年，录大辟囚三百余人，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。是以君子之难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囚及期，而卒自归无后者。是君子之所难，而小人之所易也。此岂近于人情哉？

或曰：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；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恩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，所以纵之乎？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？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。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？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视死如归，而存信义。此又不通之论也！

然则何为而可？曰：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。而又纵之，而又来，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。然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尔。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。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尧、舜、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，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。

译文：

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。判刑列入死刑的人，是罪大恶极的，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。宁愿为正义而死，不愿意苟且贪生，而视死如归，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。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，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，放他们回家，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。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，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。到了规定的时间，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。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，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。这难道近于人情吗？

有人说：罪大恶极，确实是小人了；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，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。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，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，有过这样的事。我说：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。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，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，所以才放回他们呢？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，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，这才又回来呢？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，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；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，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。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，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？不然的话，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，到这时已经六年了，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，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，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，而且坚守信义。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！

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？我说：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，杀了他而不能赦免。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，他们又回来了，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。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，可以偶尔做一次。如果总是这样去做，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。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？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。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？所以说，尧、舜、三王治理国家，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，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，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。